日前，写了《游侠与刺客》一文，老友看了之后说，春秋时发生在吴国的最为惨烈的一次刺杀事件是“要离刺庆忌”，可惜没有被司马迁写进《刺客列传》。为什么呢？我为此又看了一些史料，觉得司马迁没有将要离写进《刺客列传》是有讲究的。

有关要离的记载最早是《吕氏春秋》：“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。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，可谓廉矣。廉故不以贵富而亡其辱。”至于要离其人及其“义”和“廉”到底如何，文中没有讲明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

其次是西汉末年古经文学家刘向编纂的《战国策-魏策四》“唐睢不辱使命”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唐雎曰：‘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仓鹰击于殿上。此三子者，皆布衣之士也，怀怒未发，休祲降于天，与臣而将四矣。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。’”这里出现了“要离刺庆忌”的记载。

其三是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《吴越春秋》第四卷《阖闾内传》中，完整地叙述了“要离刺庆忌”的故事。这是“要离刺庆忌”故事的基本定型，之后的有关说辞皆以此为本。

有人认为“要离刺庆忌”是战国时流布在民间的传说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庆忌死于吴王夫差二十一年（前年），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，这个事件根本就不存在。况且《吴越春秋》记载的铺张渲染，几类小说家言，很不可信。

但从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战国策》的记载看，历史上还是有要离其人的，而且早在战国时期要离就与专诸、聂政并列为三大“布衣刺客”之一，民间也有了“要离刺庆忌”的传说。至少司马迁编著《史记》的时候，应该是知道“要离刺庆忌”的故事的。《史记》在编写中对民间传说是不吝吸收的，相信专诸刺王僚、聂政刺侠累、荆轲刺秦王也有很多传说的成分，那为什么司马迁将专诸、聂政写入其中，而单单放弃了“要离刺庆忌”呢？

我想还是应该从“要离刺庆忌”事件本身来寻找一下答案。

如果认为《吴越春秋》中的记载是文学性的，文学的加工一般是在历史的“主干之外”“添枝加叶”，那我们就将《吴越春秋》中“要离刺庆忌”的主干剥离出来。

《吴越春秋》中记载的“要离刺庆忌”的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：阖闾刺杀吴王僚后，担心前太子庆忌带兵回吴国争夺王位，想派人刺杀庆忌。伍子胥便向阖闾推荐了身材瘦弱矮小的要离。要离主动向阖闾献上了“苦肉计”，让阖闾砍断自己的右手，待他投奔在卫国的庆忌后，阖闾又将要离的妻子儿女在街市上烧杀。

要离因此取得了庆忌的信任，协助庆忌在卫国练兵准备伐吴。三个月后，要离在随庆忌伐吴的船上，趁机刺杀了庆忌。庆忌临死时放走了要离，要离因内心惭愧在回吴途中自杀。

《刺客列传》中刺客的行刺过程都是惊心动魄、鲜血淋淋的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刺客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，豫让为行刺赵襄子“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，行乞于市。”荆轲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也送上“投名状”——秦国叛将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。但在谋刺过程中使用“苦肉计”的，要离要算第一人了。如果这“苦肉计”只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就罢了，要离却以妻子甚至儿女为代价，这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性。战国初期的吴起“杀妻求将”已经为人所不齿，要离竟连自己的儿女都牺牲，可见这个人的狠毒和冷血。

专诸刺杀王僚和聂政刺杀侠累，都是在侍奉自己的母亲终老之后，《刺客列传》中五人的刺杀动机都没有离开“知恩图报”这个基本的道德范畴，而尽孝本身就是一种“知恩图报”，而且是“知恩图报”的道德制高点。父亲对儿女的关系，是一种“天伦”之序，也是一种契约关系，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，同样是信用的道德制高点。要离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，将妻子儿女交给阖闾虐杀的行为，丧失了人伦底线，也撕毁了父子之间的契约，与司马迁以孔子“仁”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完全相背离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对自己的名声非常重视，出名的欲望比较强烈。要离就是一个为博取名声不择手段的人。伍子胥没有给要离什么恩惠，至少记载里没有。阖闾也没有给要离什么恩惠，反而不太信任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离主动要求刺杀庆忌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只有两点，一是觉得阖闾瞧不起他，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。二是因为他出名的欲望过于强烈。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七十四回“囊瓦惧谤诛无极，要离贪名刺庆忌”，指出了“要离刺庆忌”动机是因为“贪名”，这再准确不过了。要离正是贪图名声，而不惜将自己的至亲骨肉以最为惨烈的方式毁灭掉了，这只能说明要离的极端自私与狭隘。

《吴越春秋》中有关“要离刺庆忌”的情节再怎么虚构，只要要离将自己的妻子儿女主动交由阖闾烧杀这一点是真实的，就说明要离是丧尽天良的禽兽之人，而司马迁是不会给这种人树碑立传的。

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没有将“要离刺庆忌”写进《刺客列传》的原因吧。